我国农业发展到了一个新节点 应该学习日本韩国

从我记事起，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历程在土地改革之后，经历了小农户个体农业-股份制合作社农业-人民公社化集体所有制农业三个阶段。

1）在第一阶段，根据1949年9月29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根据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确认了人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由政府发给了土地所有证。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如身老孤寡、家无劳力等）可以出租的权利。农民十分拥护，生产积极性很高。农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2）1954年，开始了农业合作化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我记得，农民是赶着耕牛，背着农具，拿着政府印发的土地证去“入股”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是“股份制合作社农业”。土地所有权应该还是农民的，而不是集体的。

50年代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建设，修筑了许多水库和灌渠。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但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已经没有第一阶段那么高涨。说明“股份制”农业生产关系并不适合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八字宪法”是正确的，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干预有问题。例如深耕、密植问题不小。形式主义，影响了产量。

3）1958年进入第三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化。在形式上“一大二公”，实质上我认为是北宋年间农民起义首领提出的“均贫富”思想的变异。吃食堂、合村居住这种形式，影响恶劣。农业生产关系与农业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再加上“大跃进”浮夸，很快就岀现了1960-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由于农村经济遭受到严重影响，1962年9月，人民公社的核算体制正式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在这种体制下，农村又出现了严重的“四不清”问题。1963-65年，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许多地方，在“四不清干部”的领导下，农民生活苦不堪言。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由迅速发展到发展滞缓。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后期人民公社体制，延续至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那天夜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提出了“分田到户”。于是，“小农户”体制又逐渐恢复，人民公社体制逐渐消亡。

到了1984年，各省完成了乡（镇）政府建设工作。从此，人民公社制度彻底废除。“小农户”农业体制促进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上述变化过程，充分证明了农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客观规律。

1978年以后，责任承包制的“小农户”农业经济如同雨后春笋，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这样的农业体制很快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尤其是口粮逐渐放弃了计划供应办法。民间有“要吃米，找万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要吃粮，找紫阳（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民谣。这充分说明，人民从内心里拥护这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但是，也有一些人很留恋人民公社的农村经济体制。他们竭力渲染江苏省华西村、河南省南街村和河北省周家庄村的集体经济体制。

我专门去过华西村和南街村调研。我觉这种模式很难被推广和复制。他们基本放弃了种植业和养殖业，在村里的土地上办起了各种工厂。在工厂里劳作的工人除了本村一部分村民外，绝大部分是外地的打工仔。我参观过华西村村民居住的联排别墅和打工仔居住的工棚。二者的差别，难以言状。

如果全国都按照华西村、南街村的模式发展，我认为至少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没有那么多打工仔；二是大家将面临饿肚子。

所以，我的结论是：华西村、南街村，不管每天的《东方红》歌声喝的多响亮，也不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大方向！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珠三角、长三角民营企业迅速发展。由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没有得到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向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大城市去打工。农村经济逐渐进入了“发展滞缓”阶段。

许多农村开始凋敞，不少耕地被撂荒。早几年我回故乡省亲，见到前面说到的“陇田”，多数处于撂荒状态。大多数家庭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去了，留下老人只拣好种的田种点自己吃的口粮。

出现农村凋敝，可能是近20年来农产品由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而且进口数量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中央很重视“三农”工作，几乎每年的“ 1号文件”都是专讲“三农”问题 ，但是成效并不显著。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感觉越来越吃力。

我认为，现在应该着重思考中国农业的发展路径问题。过去搞扶贫、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和建设特色小镇，也许都有成绩。但是有的没有坚持到底，有的没有成功，有的只是喊喊口号。都不属于农业发展路径问题。农业发展路径，应该涉及农业生产关系调整和农业发展方式的改革。

三、出现“种植大户”，可能是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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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适应牛拉犁、锄头、镰刀为工具的农业生产力水平。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科技不断进步。小型农用机械、农药、化肥不断发展。“小农户”